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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8年，上海机器织布局的筹备工作拉开了序幕，它不仅是中国第一家现代棉纺织厂，更肩负着官督商办的特殊使命。织布局为了获得发展机遇，通过李鸿章向清政府申请，最终获得了专利权和免税特权，并明确规定十年以内，只许华商附股搭办，不得另行设局。这一经营方针，除了某些特定的程度的税收减免，更隐含着对同行业发展的严格限制，旨在巩固织布局的主导地位。 历经重重阻碍，织布局终于在1890年正式投入生产。到1893年，经过几次整顿，织布局已初具规模，布机高达500台，纱锭数量更是达到25000枚。昼夜不停的生产线，使得布匹产量可达每天600匹，颇具规模。然而，就在织布局欣欣向荣之际，一场突如其来的火灾于十月间爆发，顷刻间将全厂吞噬，造成了约70余万两白银的损失。这场灾难无疑是沉重的打击，但优厚的纺织利润和洋务派官员急于恢复织布局的愿望，成为了推动事情发展的动力。1894年，华盛纺织总厂应运而生，它建立在原上海机器织布局的废墟之上，依旧采取官督商办的模式。除了总厂之外，还在上海和宁波等地设立了十个分厂，旨在逐步扩大生产规模。李鸿章、盛宣怀等更是制定了更为长远的计划，申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立案，明确规定十年以内，不准续添，俾免壅滞。这段上海机器织布局第一个十年的垄断，以及随后华盛纺织总厂第二个十年的垄断，对民族资本纺织工业的健康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压抑和阻碍。 与此同时，身处东瀛的日本，也正面临着外国棉制品涌入的冲击，国内市场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中国的情况大同小异。然而，明治六年大久保政权上台后，日本对纺纱产业采取了截然不同的策略：给予其特别的奖励扶持。一方面，通过官营模范工厂树立榜样，激发民营纺纱厂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内务部于1879年拿出22万日元的创业资金，从英国订购了10套2千锭棉纱机器，并以无息分十年偿还的优惠条件，出售给有志于兴办棉纺纺织业的私人资本家。此外，政府还采取垫付进口纺纱机价款的方式，为民间资本家提供资金支持。

  在日本政府的倾力扶持下，2千锭规模的纱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其中，1880年开始筹办，1883年7月正式营业的大阪纺织厂脱颖而出。该厂初期资本仅有25万日元，纱锭1.5万枚，但仅到1889年，就快速地发展为拥有120万日元资本的大规模的公司。大坂纺织厂的成功为其他私营近代纺织企业的崛起拉开了序幕。1886年至1890年间，日本又先后建立了20余家私营纺织企业，这一些企业的资本规模大多在25万日元以上，纱锭数量在1万到3万枚之间，使得棉纱产量大幅度的提高。仅从1886年至1889年间，近代机械棉纱产量就从77万贯增长到337万贯（每贯约3.759公斤）。与1889年手工纺纱的粗糙棉纱产量（37万贯）相比，近代纺纱占据了非常大的优势。到了1890年，产量更是猛增至513万贯，超过了进口棉纱量。到了1897年，日本的棉纱出口量已经远超于进口量，表明日本近代棉纺织业实现了自给自足。 尽管中日两国在棉纺织业的起步时间相近，但中国洋务派官员试图通过建立仅有几个纺织工厂，来抵御洋布倾销的浪潮，无异于杯水车薪，最后导致民族资本纺织工业的严重压抑和阻碍。而日本则在政府的积极扶持下，机器纺纱厂一方面排挤了外国棉纱，另一方面也抑制了民间资本的发展（机器纺纱厂的经营者往往是地主、商人或高利贷者，与原有的棉纺织业发展没有直接关联）。但这种扶持与中国的官督商办模式截然不同，日本的机器纺纱厂虽然得到了保护，但始终以民间企业的方式受到扶植，并因政府的保护而将早期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 透过航运业和棉纺织业的经验，我们大家可以清晰地看到，在中国，官督商办企业的兴衰，无不受到封建生产关系的严重束缚，新的生产力难以获得应有的发展空间。到了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后期，由于封建主义的干扰和资本帝国主义的压迫，主要的官督商办企业纷纷陷入失败或没落的境地。日本明治维新的殖产兴业，其前期也以官营工厂和半官半民工厂为主导形式推进，与中国洋务运动中的官督商办政策大体上相似。然而，日本在后期殖产兴业中，采取了扶持民间资本，出售官营工厂和半官半民工厂的政策，这虽是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但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起点，却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日本扶植民间资本，出售官营工厂，而中国却始终停留在官督商办的死胡同里，二者之间的根本区别也由此显现。

  为什么说官督商办是发展近代资本主义的死胡同？因此，有必要对中国的官督商办进行深入剖析。 官督商办，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结合的产物。这种制度成为了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初期的主要形式，对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官督商办企业吸收了私人资本，以商品生产为目的，追求利润，反映了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初期发展，并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抵御了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与不计盈亏的官办军用企业相比，官督商办企业的出现无疑是一种进步。 然而，由于封建势力的介入，中国近代企业面临着巨大的外部压力。更重要的是，企业内部也出现了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既联系又矛盾的复杂局面。代表封建主义利益的官僚和追求发展资本主义的商人，由于企业的发展，他们在对待企业的经营方针和发展前途方面，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尖锐的矛盾。矛盾斗争的结果总是封建势力凭借政治优势占据领导地位，从而阻挠和压制了资本主义近代企业的发展。

  官督商办对民族资本发展的阻挠和压制大多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在企业内部，官僚权力侵占商业利益，束缚和阻碍了企业的经营积极性和逐步发展；另一方面，在企业外部，对生产和市场实行垄断，扼制了资本主义的自由发展。 首先，在官督商办企业内部，官僚和商人之间的地位从一开始就并非平等。李鸿章于1872年为筹建招商局所制定的准则明确规定：官总其大纲，察其利病，所有盈余，全归商认，与官无涉。然而，官总其大纲，察其利病这一模糊不清的规定，必然会对企业的盈亏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上海机器织布局内部，官方代表戴恒、垄寿图和商方代表经元善之间，就企业的经营方针问题展开了长时间的争论。经元善等人主张将织布局发展为完全商办的企业，主张公开招股，但却遭到了将织布局视为衙门附庸的戴恒和垄寿图的坚决反对。双方在核心问题上难以达成共识，经元善被迫退出织布局，总办局务的郑观应也备受戴、垄等人的排挤。招商局的情况更明显，不论大小事情都直接隶属于北洋大臣李鸿章，遇事必秉承其意志办理，形成北洋官僚事事过问，凡权必揽的局面，商股则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而封建主义的官以富图强，最终为了巩固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势必束缚和阻碍企业的经营积极性和逐步发展。 官僚的权力干预和勒索，对企业而言是一种严酷的摧残，阻碍了企业规模和生产经营的扩大。官僚以各种名目对公司进行勒索，如繁多的报效，命令公司可以提供现金捐款、任意动用企业资金等等。据1910年的资料统计，招商局以各种名目支出的报效经费自开办以来已达130余万两，占资本总额（1910年资本为400万两）的33％以上。别的企业也同样遭受了严重的封建勒索，如漠沙金砂从1888年到1895年，八年中向清政府提供的各项报效累计竞达85万两；电报局从1884年至1902年先后向清政府报效达107万余两，占资本总额的64％。这些数字清晰地表明，无休止的勒索使得企业没办法积累资金，扩大再生产。

  官僚权力的扩张与企业的命运息息相关。八十年代后，民间资本积聚了一定的实力，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是洋务派决定选择发展道路的重要时刻，是扶植民族资本还是阻碍其发展？在这关键时刻，中国的官没有把握住机会，没有走上扶助民族资本发展的道路。出于阶级本性，洋务派官僚反而加强了对官督商办企业的控制。1883年，因中法战争形势动荡引发的上海金融风潮严重袭击了所有近代企业。在官督商办的大规模的公司中，官方趁机对商股采取进一步压抑的措施，以争夺企业的经营领导权。在金融风潮中，李鸿章乘机改组招商局，派盛宣怀为督办，马建忠为会办，撤去徐润的职务，调唐廷枢北上，专主开办开平矿务局，标志着招商局从托庇于洋务派官僚的买办商人所经营的企业，向官僚直接经营的企业过渡。上海机器织布局也出现了类似的转变，且情况更为严重。经元善等维护商股权益的建议，因不符合北洋集团的意图而被排挤出局。 1887年，淮系官僚龚易图完全撇开商股权益，以5万两的投资被李鸿章委派为织布局总办。到了九十年代初期的几年中，官款及北洋集团官僚的资本不断涌入织布局，到1893年10月止，不计保险局公积金，官款存银已达265000多两，占织布局资本的1／3，织布局被官僚控制的程度日益加深。八十年代中期后，大型官督商办的经营方针和业务几乎都在整顿的名义下全部由商人过渡到北洋官僚的手中。这一变化表明在企业管理上商人不再拥有地位，企业的商办性质也名存实亡。同时，资本结构也以官僚投资和举借洋债代替招募商股，公开招股从此停止。这种做法堵塞了商人投资的渠道，也引进了外国势力，实质上是对中国政府封建统治关系对中国资本主义生机的扼杀，从而使中国资本主义近代企业失去了有利的发展机会。 从企业外部来看，官督商办对生产和市场实行垄断，不能充足表现资本主义生产的主要特征——自由竞争，从而也妨碍了价值规律的自发调节作用，阻滞了民族资本的发展。我国民族航运业发展的迟滞是招商局垄断的结果，特别是它与外国航运公司的联合垄断。例如，1882年上海商人叶应忠申请设立广运轮船局，却被李鸿章以不准另树一帜为由扼杀。这导致从1872年到1903年的三十年间，没有一家华商轮船公司出现。至于棉纺织业，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后，在中国手工纺织业解体和洋布输入的刺激下，民族资本对于发展纺织工业表现出极大的积极性。然而，由于上海机器织布局不准另行设局的限制，1882年至1891年这十年间，除了织布局之外，没再次出现过一家私立的棉纺织厂。

  与中国清政府对企业的需索无穷和实行垄断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日本明治维新政府对私人资本的大力扶植和奖励发展。在后进国家实现产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过程中，国家政权往往起主导作用。恰恰在这样一些方面，中日两国的不一样更为显著。 中国洋务运动时的清政府，是平洪杨回捻后的同治中兴政权，洋务运动建立在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的基础之上。另外，中国经历了两次战争，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尤其是在太平天国革命时，清廷借师助剿，更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洋务运动正是在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压迫下，在缺少独立和民主的基础上进行的。日本的明治维新虽然没有直接诞生资本主义国家，但有一批下级武士这一新力量的集中与中央集权国家的成立。这作为发展资本主义，建立近代国家的前提还是具有很大意义的。明治政权虽以封建改良派为主体，是作为农民反封建革命的对立物建立的，但和中国清王朝大规模的农民战争还是不一样的，明治维新利用了反封建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农民力量。 正是在这个前提下，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展开了声势浩大的自由民权运动，而自由民权运动又使资产阶级获得了开展经济活动的基础。由于受到来自下层的政治、经济方面成长的压力，明治政权选择了扶植大资产阶级使其和地主成为统治的阶级基础，从而抑制和瓦解了自下而上发展资本主义的运动，并将自身转化为采取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发展方向。

  另外，中日两国当时虽然都丧失了关税自主权，并被迫接受了领事裁判权，两国都面临着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危机，这是共同的。但是具体地分析，还是不一样。当时欧美列强，尤其是当时率先侵略亚洲的英国是把主要矛头对准中国的。清廷府在两次战争中彻底失败，大量白银作为赔款流进外国侵略者的库藏。中国的条约是打败战而订的。比较而言，日本还不是西方列强向东方扩张的重点对象，加上受到列强之间矛盾以及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牵制，还来不及对日本大动干戈。日本明治政权没有经历过对外彻底失败的教训，更没有付出巨额赔款。虽然日本在1866年的《江户条约》中关税改为和中国一样的5％，但在中国，总税务司由外国人担任，各个海关的高级职员均为外国人充任，中国关税如同虚设，连百分之五的关税也不能够确保。可见，条约对两国产生的影响是不一样的，清政府的半殖民地化远比明治政权明显。而且，英美等国还想利用日本作为他们在远东的前哨阵地，因而采取了支持日本维新势力的政策，这些都是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重要国际因素。 总而言之，从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到甲午战争前，中国的洋务运动和日本的明治维新创办近代企业的过程表明：在中国，因为封建统治根深蒂固，洋务运动创办的近代企业始终徘徊在官督商办的死胡同里，无法发展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日本明治政权经过官办企业半官半民企业的探索和曲折，到80年代后，变换经济政策，采取自上而下发展资本主义的方针，自上而下地扶持和发展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此同时，明治政权也逐步发生质变，即由主要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权力机构逐步变为主要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权力机构，从而使日本终于发展成亚洲独一无二的军事封建特色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正是当时的中国未能实现的，也是国际资本主义不容许中国实现的。返回搜狐，查看更加多